又是一个氤氲的雨天，这样的天气里人也变得潮湿庸懒，还有一点忧郁感伤，就如同记忆的碎片，那些湮没的东西和心情，借着这绵绵的雨丝，因了偶遇的些许旧图画，泛了起来。也罢，就顺手打捞上来，拼贴一下，见见光，吹吹风吧。

 布店

  刘大鸿《布店》

    现在的时尚青年们大概不会知道，他们的父母那一辈当年是怎么扮美装靓的。在那个没有ESPRIT、也没有APPLE JEAN的时代，有得是遍布各处的布店。那时成衣店很少，而且蹇窘的收入迫使许多人成为DIY的能工巧匠，从布店买来布料，自己（或请人）裁剪，然后用家家皆备的“蝴蝶”牌缝纫机加工成形，最多去拷个边，这样比买成衣要经济划算得多，而且当时人们有的是空闲的时间。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民间业余高手，能够完成从采购到裁剪到制作的全套工艺，因此虽然经济不宽裕，我们几个小孩倒也穿得象模象样，也因此楼里的邻居纷至沓来，一时竟也是门庭若市。想不到建筑学科班出身的父亲只能在业余时间发挥所学的设计专长（裁剪也算是一种设计吧），而在单位里则只能充当一名工人后来是施工员，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真是那个荒唐时代的缩影啊。

    来看刘大鸿的这幅画，正是表现了一个典型的布店的格局，且带着艺术的夸张、变形，透着对表面背后的现实的批判。那时的布店虽规模殊异，但布局大体是一个模式，即一些宽大的柜台兼陈列台，其宽度略大于一卷布，各种布按照种类摆放在各个柜台，还有更多的竖直地陈列在墙上的架上。营业员站在柜后招呼顾客，帐台位于店的中心的位置，且高高在上，在各柜台和帐台间那高架着象电车线似的细铅丝便是彼时布店设计的精粹所在：营业员用尺丈量好，用剪刀裁下待售的布（牛的也有剪个小口子直接用手撕），然后打算盘,开票，收钱（当然，在那个全面配给制的年代，还少不了布票），把钱和票以及布票一起夹在头顶“交通线”上的夹子上，夹子由小轮挂在线上，营业员用力一推，夹子小车就嗖地飞奔向帐台，帐台收钱盖章，再将发票和找头又嗖地发送回原地，遂完成一宗买卖。根据罗兰·巴特老人家的教导，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细节：三个戴着红臂箍举着“防偷防盗”小红旗的大伯，两个坐在高椅上，显然是为了监视（怎么令人想到福柯描述的圆形监狱？），三个人的位置恰成鼎足之势，眼光可控制全部的店堂，根据我的记忆，他们还不时诵经似地念着谨防小偷的提醒，可不是，画面中间的大伯手里拿着电喇叭呢。画家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布店的典型特征，并且以数量众多（超过了营业员）的大伯保安员和他们夸张的装备和神态来揭示当时的矛盾，即革 命道德口号震天响的表面下社会的无序和不安全。布店出售各种布料，棉、毛以及的确良，后者是一种相对廉价的合成布料，经常被用以制作白衬衣等。布店并没有斑斓缤纷的色彩，蓝、灰、绿、黑是主色调，偶有一些花布。还有一些零料，叫“零头布”，因为价格低而广受欢迎。

   小时候，布店是父母最喜欢逛的地方，也是我深恶痛绝的场所，被迫陪同父母逛布店构成我的少年的痛苦经验的相当一部分，我向往的是新华书店和玩具柜台，当然食品店也不错，因为夏天总可以在那里买到2角的半块简装“光明”牌冰砖(营业员用小刀当场切开的)。

 粮店

    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本黄封皮的《购粮证》，上面记录着每次购粮的情况。每个公民按照年龄、工作、职务等不同有不同的定粮，即配给的份额，并发给相同数量的粮票。普通成年人的月定粮是27或是28斤，未成年人少许多，具体数量已不记得。

    现在，拿上《购粮证》和布的米袋，跟我来。千万别忘了粮票，不然你将白跑一趟。好，粮店到了，店堂不大，里面有些昏暗，那个巨大的装置就是售米的机器，把购粮证和粮票还有钱给店员，说明米的种类和数量，然后将米袋子口套在长方形的漏斗口上，手紧拽着，店员一拉线，袋子一沉，米哗哗地流进了米袋,袋子迅速胀大充满。预定数量一到，店员松开拉线，米的洪流就停了。当时的米分大米(粳米)和籼米，前者自不用多说,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后者粒硬而缺乏粘性，吃口不好，但价低且相对供应充足，通常做饭时两种米混合，籼米更多些。那个年代，吃到新米基本是奢望，记得即使在80年代号称伙食最好的大学，我也基本上吃了六年半的干硬泛黄的陈米。另外，粮店也卖卷面、切面等面制品。我少年时的一个隔壁邻居就在粮店工作，也是业余文艺爱好者，喜欢唱《五指山》这样的抒情歌曲，记得他的生活条件还不错，每天晚饭都能喝两杯。他对我也不错，我住院时还来探望过。可惜的是生活不顺，离了婚又英年早逝，殊为叹惜。真希望他在天国过得乐惠，天天有小老酒喝喝。

 老虎灶

    老虎灶者，实乃开水店也。就是卖开水（老早子又叫熟水）的小店。因为以前鲜有煤气，烧水要用煤饼或者柴禾，遇到天湿，烧水实在麻烦，所以卖开水为主营业务的老虎灶就应运而生。

    我没有在弄堂生活的经历，但多次经过看过弄堂口的老虎灶。一般的老虎灶店面不大，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庞大的几层的热水炉，烧木或煤，因其下面的方形炉口大张，形似张口蹲踞的老虎，因此被称为老虎灶。居民提着热水瓶或者茶壶来买水，叫“泡开水”(大学里我们把去水房打开水也叫泡开水,水房实际上就是个大大的免费老虎灶)。 热水瓶口接在龙头下，放满一瓶特特滚的开水。一般，老虎灶还放着八仙桌，供人打牌等，还可以买两只“老虎脚爪”品尝，就是一种状如虎爪的干点。以前有的大型老虎灶还在楼上开茶室，或者澡堂，可谓多种经营。随着社会发展，煤气的普及，老虎灶逐渐退出了舞台。但据说在上海还有两家老虎灶仍然在营业，上面照片中的这家位于梅溪弄，简直象活化石一样保留着，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以前祖辈们的生活的点滴。

饮食店

     民以食为天，吃是第一位的问题，饮食男女，饮食完了才能行男女之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型饮食店，长条桌上放着筷、勺，四个食客正在边吃着早点（从拖得较长的影子看，应该是早上7、8点），边聊着什么。头发扎起来的那个妇女左手拿的可能是糍饭团，右手的勺子正伸向小馄饨，也可能是咸豆浆，从她的鞋看，照片的拍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对面的年纪大些的妇女正在吹一只有点烫的锅贴。最靠近镜头的食客只露出一只手，夹着油条，身前还有一碗甜豆浆。当时上海人民的传统早点“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糍饭，这里齐了三样。照片里的食客们正好在光亮里，而较暗的那面是烹制的场地，小饮食店一般没有隔离的厨房，烧、煮、蒸、煎都在店堂里。那个白的大锅是烧豆浆的，右侧圆桶型炉子上太暗看不清楚，大概是煎生煎或者锅贴的平底大浅锅。生煎是我从小喜欢的点心，站在锅边看着师傅打开木锅盖，里面的生煎变得有点金黄，淋上点油，撒上绿绿的葱花，还有芝麻，在兹兹的声响、蒸腾的热汽和焦急期盼的目光中，生煎馒头被装在小盘里，或者外带的钢精锅里。四川中路福州路口的大壶春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生煎，那家小小的店堂只卖生煎和咖喱牛肉汤两样，同时只能容纳二十来位食客，所以要先买四种颜色的长条竹筹子，按照颜色先后供应，倒也井然。我最后一次在那里品尝大概还是十多年前了，后来市政改造，那家老店就消失了，只留下生动的味觉记忆。后来朋友介绍吴江路上的一家生煎铺子，也是生意火爆，食客盈门，但总也找不到彼时的感觉，咬下去那种肉汁盈溢齿颊留香的感觉。是为憾事。照片里我们还看到活面的店员，还有门口板条箱上摆着的年糕，现在那早已不是稀罕的物事，但在70年代，只有过年时才能买到，而且还要凭票，真是名副其实的年糕啊。

     饮食店之恋爱经济学：在70年代中期，一个青工与女朋友约会（沪上叫“谈敲定”），两人一起看场电影，散场后再去饮食店吃碗小馄饨，总共消费人民币不到0.5元，上海粮票贰两，当时刚转正的工人月薪约二十余只羊，相当于现在一个月薪三千的小白领为一次约会付出60元。

     W是我从初中起的同班同学，曾经还同桌过一年。高中有一年我们不在一个班，高二时他又到我们班了，因为他们的班变成文科班了。W长得很秀气，有点女性化。瘦瘦的，初一时和我差不多高，后来一下子串上去了。那时候弟弟穿哥哥甚至姐姐穿过的衣服并不希奇，我记得W常穿一件白色的腰间有松紧“可福”的上衣，异常貌似他姐姐的旧衣。W性格挺活泼的，跟大家的关系都不错，他说话的声音频率比较高，有点女声的味道，举止也有一点女生的感觉，因此有的同学喜欢拿这点跟他开玩笑。W的绰号无一例外地都是女性的，比如“玛丽博士”，那是当时万人空巷的美国科幻剧集《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女科学家；还比如“爱生好喂儿”，这个外号显然来自那位著名美国总统的不怀好意的谐音；当然最常用的就是“W妈妈”了，当人们这样叫他的时候，他会皱皱他那浓而细长的双眉。W的成绩不错，思维很活跃，喜欢课外读物，尤其是科普杂志，经常和我们几个志趣相近的谈论节能啦、舰船啦之类的话题。W的长相堪称俊朗，但有一个暇疵，就是“少白头”，有不少白头发。他很有亲合力，讨人喜欢，所以不论在中学还是大学里（跟我是一个系但是不同专业）亦或是单位里都是女生欢迎的类型。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就没有联系了。祝他在那里一切安好。

 

     G是我初中到高一的同学，高大健壮，有一张五官端正骨骼分明男子气的脸，明显比同龄人早成熟一些，这不仅指身体，也包括心智。G出身医生家庭，家教不错，个人修养较好。G的学习一般，但知识面挺广，喜欢看书，读过许多小说。我和他有不少共同的话题。G比较喜欢出风头，这一点使他在进高中后不久就处于班级里比较孤立的位置，因为新来的同学（他们从普通中学考入这间市重点学校）很看不惯他。我成了他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高一一次春游后的第二天，得知了我们初中的一个同班女同学于昨天晚上突然去逝的噩耗。我们曾经经常拿这个女生（也姓G）和G开玩笑，搞得他们象一对似的（要知道当时一般异性同学之间话也不大说的，可谓“授受不亲”），虽然实际上他们之间一句话都不曾说过。G非常难过，一个人跑到操场边，我象电影里的大人那样地安慰了他几句，自己也是心情沉重，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后来G好象去了日本，我读研时有一次曾经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看见过他，对，应该就是他，但隔得有些远，我也没法确认，他身边的女孩好象也是我们系的。

      翻看仅有的几张儿时照片，除了与现在小朋友差不多的稚气的小脸（当然由于营养的差距，远没有现在的小孩子那么红润光鲜），最扎眼的就是小军装，小军帽，红五星，胸前别的毛主席像章，还有手里拿的小红本（红色塑料皮的语录本）。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这一切是最平常普通不过了。任何个体，包括未谙世事的儿童，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无从逃避的颠狂世界，呼吸着斗争的空气，滋润着语录阳光，懵懂而顽强地成长着，度过青涩平常的岁月。

 

      进小学那年是1974年，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那一年发生过许多大事件，两大最邪恶的敌人之一的美帝的头子访问了北京。当然这样影响深远的大事却影响不了我的生活，上课照样做着“小动作”，下课照样玩“好人坏人”的游戏，考试成绩好照样会得到价值一毛五分钱的香草巧克力的奖赏，考砸的话则免不了“竹笋拷肉”。我们的班主任是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要管我们五十六个叽叽喳喳的小东西，既上语文又教数学，现在想来简直是令人佩服至极的超人。她挺凶的，经常让犯错或者顽皮的同学“立壁角”。那时候，社会秩序已经略有改善（当然还是流氓横行），我们的学习也总算没有象高几届的学哥学姐们那样荒废掉。虽然报纸广播里连篇累牍地宣扬着张铁生、黄帅的“事迹”，但总得来说我们敬畏老师，更害怕爸爸的巴掌，断不敢把学习当儿戏的。

 

      当时的小学要到四年级才学英语，因此我们一般只有语文、数学和体育、美术等副课，还有校会课。在每周六的校会课，我们傻坐着，三心二意一知半解地听着拉线广播，在“资产阶级十七年”、“走资派”、“斗私批修”这些雾一般的拗口的字眼中，心思早就浮游到九天之外，直到老师的喝斥声惊醒我们各自的白日梦。当然，我们也要被动应景地参与到频繁发生的各种运动或者活动中去，比如朗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比如画揭批安东尼奥尼险恶用心的讽刺漫画。对这些我们似懂非懂，了无兴趣，唯一的例外是批《水浒》，我喜欢上了各路的梁山好汉，也很难对“投降派”宋公明和卢俊义产生仇恨。

 

      放学后是我们的自由的天堂，由于父母多为双职工，因此我们放学后到晚饭前便有了自由的活动时间。结伴踢球，玩从刮刮片到掷砖头等等的各式土游戏，还有就是“探险”，这也是我最心向往之的，70年代的上海，尤其在杨浦这样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还存在着许多的都市里的农田，以及大型的苗圃，离我家不远，就有成片的菜地，还有林子、碉堡、小河和田间小径，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我们常组成小型的探险队，兴奋而满怀期待地想找到点什么……

 

     1976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对我们这些三年级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直到那天随做小学老师的母亲去家访，那些可怜的唐山小朋友与他们的家人挤在招待所房间里，往往几家人就住在一个客房里。不久，新中国的三大巨人在不长的时间段里相继离去，那一年听得最多的音乐就是哀乐了。红太阳的陨落使整个国家沉浸在泪海里，每间学校都设立了灵堂，摆满师生自制的花圈，反复奏着哀乐，各班轮流排队鱼贯而入，重复默哀鞠躬的程序。班主任在进灵堂前严正地告诫大家进去后一律不准嘻笑，否则将遭到收缴红领巾的严厉惩罚。也许是早熟，也许是性别差异的缘故，一些女生大放悲声哭成泪人，加上满堂的肃穆，电唱机反复播放的哀乐，这样的场面终于使某个男同学忍不住偷偷地笑出了声，可想而知老师的愤怒了。

 

      大概在二年级的时候，象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加入了那个叫“红小兵”的组织，并郑重其事地背诵了誓词，具体记不清了，大概有“奋斗”之类的词，反正当时也不太懂，让念就念呗，后来“红小兵”改成了”少先队“。1976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一个华英雄出手粉碎了窃据高位的一群阴谋分子，由于他们犯下了磬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一时间上海外滩附近的大楼的底下两层墙上被白花花的大字报所覆盖，我们也被组织上街游行，并被要求绘制粉碎”四人帮“的漫画，于是第二天教室里挂满了画着巨大拳头砸在四个人首蛇身的怪物上的画纸。

 

      1979年夏，我的五年半小学生涯以我考上一所市重点中学而告结束。

       大约四十年前，在那个“史无前例”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时候，我诞生在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的军区医院。关于那时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也许在大脑的深处会潜伏着些许残片，等待唤醒。比较清晰的童年记忆开始于四、五岁以后在浙江老家的日子。那是浙赣铁路边的一个小镇，一条河床宽阔的溪流将村镇自然地分成两部分，两边各是不同姓氏宗族的村民。也因此，懵懂的少年时代也常带有血腥的记忆，象大人们一样，溪两边的孩子们经常也是兵戎相见的，俯拾皆是的石块（我们那里靠着山，而且还是石材的产区）常使小“战士”们脑袋挂花。血的印象还有炸山开石的巨大爆炸声后被工友抬往卫生院的矿工，粘稠的血滴在石板路上，也滴在幼小的我的脑海里。

 

        每个星期大概有两天是赶集的日子，用我家乡的话叫“市日”，四乡八邻的人们都汇集到镇上，交易着各种不算丰富的物品，有卖自制米花糖的，有卖鸡禽的，甚至有卖柴禾的。我常溜到市集里，看各种商品，还有各样人等，夏天还有许多小吃的摊子，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zhe zi豆腐”的饮品，那是一种产于山上的野生硬果加工成的，暗绿色凝胶状，吃时切成小块，撒上糖，淋上醋，非常爽口，是夏令佳品。

 

       还有不定期的露天电影也算是小镇主要的文化活动了，因为民间的戏剧已经不让演，还有一些民俗活动如过年时的“迎灯”等也被当做封建迷信而遭禁。放电影的那天，还没有等天暗下来，市集里已经是摆满了各式椅、凳，还有各村来的人，有的是走了二十多里路赶来的。靠近合作社的山墙前早早地张起了幕布，我们经常就坐在幕布的反面看，因此我们看到的都是镜像对称的画面，就象镜子里看到的那样。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太多的电影，主要是八个样板戏还有少有的几个故事片：《地雷战》、《地道战》、《地下游击队》什么的，台词对白我们都能背出来，往往主人公还没有张口，我们就大声把台词说出来了，也因此常引起大人们的侧目呵斥。

 

       要说一点文艺活动都没有也不是真的，至少我的家族里就有不少文艺爱好者：我的叔叔酷爱画画，堪称草根画家，他的年画风格的作品经常拿到县文化馆去交流，我也喜欢看他作画，也自己动手，画的多是车船飞机，日本鬼子国军军官。我的姑姑则喜欢音乐，还作为音乐老师到省城进修过，我当时擅长的是样板戏《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的选段，还没有变声的我嗓子挺亮，经常在各个舞台上表演从杨子荣到刁德一的各色人物，脸上画着油彩，有时还穿上父亲买的那件金钱豹纹毛领的深褐色大衣（扮演杨子荣时），作为酬劳，我会得到麻饼等食品，对当时的我无异于甘饴琼浆了。我的短暂的业余“革命现代京剧”演员生涯终止于一次演出时的怯场，面对黑压压的众多双眼睛，我扭头便跑回了后台……

 

       当时我的老家还是靠种地为生，不象现在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生产（生活）组织形式类似于军队的编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再是生产队，最下面是小队，社员参加劳动记工分，生产队还有一些池塘，用来作为灌溉水源，也养些鱼还有藕，到了一定的季节，把水抽干，收获的鱼和藕就按照队里各户的人口来分，有时候还要抓阄。那时的日子远说不上好，但是还能吃饱。后来各家也有自留地了，可以自己经营一点菜啊果啊的。由于年龄小，我没有怎么干过农活，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有一次，我把一担干稻草挑回外婆家里（可以用来烧灶头），自豪了好一阵子。除了种地，邻居们也有搞些副业，比如外婆家对门的做灯笼（竹篾为骨架，外罩油纸），还有一个亲戚家则专做刨子，就是一头尖的竹片，在平的另一头装上薄铜片的刃，可以用来刨果皮削土豆等，现在我家还留了一个呢，当然他们早已经不做这个营生了，现在是五金商了，说来有意思，儿时的玩伴，现在不是开店就是办厂，不少人身家都在几百万以上，而我走的是求学的路，当然也没有可比性，追求不同而已。

 

      到了七周岁，上海当时的上学年龄，我离开了老家，回到上海，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从朱大可老师的博里借来的图。

 语言就象生命之树，成长，繁衍，死亡，随岁月而枯荣，在新枝嫩叶长出来的同时又有残枝败叶落下。追寻那些逝去的词语，多少象在岁月之河里逆水行舟，亦象是寻找舟渡的那个楚人掉在河底的剑。如今流水已不复还，渡舟也成远影，只有那些旧时的只言片语还依稀地泛着微光，让我们拾缀起记忆的洛阳铲，来一次小小的语言和民俗的小考古。

（声明：排列完全不按任何顺序，想到啥写啥，由于本人尚算不上老卖年糕，见识阅历亦远非丰富，而记性却不十分地好，因此凡有错误不当遗漏，敬请指正补充。）

 

内部电影    指1990年代以前不公开放映的“仅供批判参考”的海外（国外和港台）电影，一般没有引进播映权。这是供机关、企业或者学校的有关人员参考了解，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黑暗”的“鲜活教材”，但是基本上也成了一项精神生活方面的“福利”，因为在那个资讯严重匮乏的时代（没有D版的DVD、VCD，连盒式录音机也是希罕的玩意儿），这是不多的管窥外部世界的小窗口。我看内部电影较多的时期是大学本科的几年，那时候有时学生食堂里有同学卖内部电影票（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头脑了）。我看过的几十部内部片中印象比较深的有：《初吻》（1，2），苏菲·玛索成了我大学时代的偶像；《冤灵》，恐怖片，柯克·道格拉斯主演，靠营造恐紧张怖气氛取胜，而不是血淋淋的镜头，是此类电影的上品；《窈窕淑女》，凯瑟林·赫本出演，一个卖花女由乌鸡变凤凰的故事。

相关链接（非http）：内部发行，内参。

 

工宣队     全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的工矿企业派出部分工人老大哥（当然须是根正苗红又红又专）进驻中小学校，宣传马列毛泽东思想，主持指导日常工作。他们管的相当宽，包括决定谁能够加工资,因此是非不少。

相关链接：支左，巡回宣传队。

 

冷饮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上海的工厂企业在盛夏利用生产资源为职工提供的消署自制饮料，系用生产设备的冷却能力制成冰水，兑以糖浆（或者酸梅汁，称酸梅汤）制成，职工除在单位饮用，还可用保温瓶等带回家里供家属享用。在没有可乐，没有冰激凌（只有方方的“光明”简装冰砖，还可以半块一买），没有电冰箱的时代，确是消署降火的佳品。

相关链接：酸梅汤，散装啤酒。

 

刮片      非常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一种学生自制“玩具”，系用废纸（旧练习簿什么的）按一定的方法折成正方形，用的纸的层数越多，则“刮片”越厚；纸越大，则“刮片”越巨，曾经见过巨无霸的“刮片”达到20厘米见方，中心厚约几厘米！“刮片”的玩法有两种，一是“刮”，就是一方用自己的“刮片”用力拍击地上对方的“刮片”，以刮翻过来算赢，对方的“刮片”则成为你的战利品，否则双方角色互换。还有一种叫“搓刮片”，即在地上画一个半米见方的方块，一方的“刮片”放在里面，另一方从一定距离外用自己的“刮片”象打保龄球一样，力争将对方的“刮片”击出方块，不同的是，“刮片”是在地上滑行，用的力越大，瞄得越准，胜算越大。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既简陋，又无趣，但在当时却带给许多小朋友欢乐。

相关链接：拍香烟壳，打弹子，砸陆砖，弹皮弓，火药枪，好人坏人，斗鸡。

 

票证      计划经济年代是个票证充斥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体会。由于生产的不发达，以及资源分配的原因（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以及支援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比如那盏“明灯”和“同志加兄弟”们），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实行凭票供应，按照家庭人口分成大、中、小户，每个人根据年龄，职业而有不同的定粮（口粮配给），发给粮票，每户有一本购粮证（黄皮的小本），每次从粮店买米，都要记录，买米需自带米袋，米分大米和籼米，以籼米为主。购买点心等粮食制品都需付粮票，一只椒盐饼是5分钱加半两粮票。除了各地的地方粮票，还有一种可以全国流通的全国粮票，这个可是稀罕的东西。另外，还有各种副食品票，比如肉票（当时并不是每天都能够吃到肉的），蛋票，油票，等等。过年了，按照大中小户还有年货票，可以买些平时买不到的瓜子、年糕、鱼等。其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凭票，如火柴票，香烟票（我们家没有人吸烟，因此用来送人或者换鸡蛋和钢精锅），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布票，等。幸运的是，这样的票证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相关链接：兑换券。

 

文攻武卫      上世纪70年代上海工人民兵的称呼，他们的典型装束是，头戴藤帽（藤制安全帽），身穿蓝色工作服，手中拖一根铁制梭标。经常三五一群，巡逻于街头，维护治安，是流氓阿飞的大敌,也是某些势力的准武装力量。这个名字的由来待考。

相关链接：红卫兵，红小兵。

 

喇三        上世纪7，80年代上海俗语，指女流氓。通常她们穿奇装异服，叼香烟，烫头发，招摇于街头新村，她们经常与戴迈克镜（蛤蟆镜）、提录音机的男青年混在一起，还经常欺负学生。现在这个词已经不用，这类人也已经绝迹。

相关链接：四喇叭，喇叭裤，迈克镜，靡靡之音。

 

儒法斗争     指上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用来影射某些政敌的自己泡制的虚构的历史名词。儒本意指有学问的人，后来专指孔子孟子一派的传人（当然这些学说本身也遭篡改引申），法家指韩非之类的主张刑名法制的学派。历史上的儒法本来就互相纠结在一起，互相影响，有些很难说清门派，比如荀子，比如吴起，只因为削弱楚之豪族便被抢拉入法家阵营，吴子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哑然。儒法斗争被用来隐喻党内的政治斗争，并与农民起义一起被谬称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相关链接：当代大儒，走资派，投降派，批林批孔，气死安东尼奥尼，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

 

      现在的小孩生活在一个富足幸福的年代，从呱呱落地起，就被各式各样的新奇玩具所包围，那些会叫会动会眨眼的玩意儿连我看了都手痒痒，更是吾辈儿时做梦也不敢想的。当然那个时代物质的匮乏并不意味着精神的绝对空虚，我们有着自己的精神食粮——连环画，当时我们对连环画的痴迷同样也是现在的孩子没有见识过的。

 

      曾经的两百来本各式连环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或是被家人送了人，或是损失于一次次的搬家乔迁，殊为可惜。留下的只有对那些照亮暗淡日子的明灯一样的“小书”的绵绵温暖的回忆了。

 

      我们那时管连环画叫“小书”（或者“小人书”），而很少用其大名。小书的种类有好几种，普通的也就是64开本，黑白线描形式，百多页，每页以画为主，配以简要的文字；还有一种“电影小书”也较常见，就是把电影的画面一帧帧（当然不是全部）地印出来，配上文字说明，我当时有不少，比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渡江侦察记》、《难忘的战斗》等；其他的都属于比较少见的种类，比如开本较大的全彩色但页数较少的“彩色小书”。还有一种可以折叠的，拉开就是一幅幅的画面。

 

      “小书”的内容基本上跟当时的形势有关，承担着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的重任。有反映上山下乡投身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战天斗地修地球的，如《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的故事》，有阶级斗争天天讲革命小将搓败阶级敌人翻天妄想的，还有紧跟形势的，如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农民起义什么的，记得有《儒法思想治军的故事》（大概是这个名字）、《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秦始皇》等等，后来的批《水浒》，却使我们第一次了解了这部名著，那时应景地出了许多水浒有关的连环画，里面的人物也是泾渭分明，晁盖、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阮氏三雄这些是正面的英雄，而宋江、卢俊义是投降派头头，关胜、呼延灼这些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反动军官第五纵队随时准备反戈一击倒打一扒。以古讽今喻今到如此程度，且紧扣政治斗争形势，这在世界上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奇观了。不过，我们确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虽然这些知识被有意地歪曲和改写了。还有许多结合国际局势的小书，比如越南抗美斗争的《五号公路大捷》。当然，那个时代也出现了一批精品，如赵宏本，钱笑呆的经典《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其艺术成就之高，至今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顾炳鑫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也是被我翻烂的好看的小书。还有戴敦邦，他的古代题材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如《陈胜吴广》和《秦始皇》，还有颜梅华、贺友直等都是一等的大家。

 

      那时候，孩子们都以谁拥有最多的连环画为荣，展开了一场场军备竞赛，自己的小书自然格外爱惜，在扉页小心写上名字、编号，有的还煞有介事地盖上藏书章。外借时必定要千叮万嘱，甚至只用来交换（象古代的交质）。我家的连环画有约两百册，装在一只大纸箱里，是我们三兄弟的精神财富。

    

      我还记得有一次到我妈妈的一个何姓学生的家里住了一天，她的父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连环画家，家里珍藏有大量的连环画包括文革前的，那天我真是老鼠掉在了米缸里。。。

 

      小书还有着另外的妙用，并跟民间艺术挂上了钩。我上小学的时候，流行着一种叫“刻花样”的课余活动，约接近于剪纸或者木刻，就是把连环画的某一页，用刀（一般用单、双面刮胡子刀片，亦有用手术刀的）刻去除线条外的空白部分，当然要先把独立的部分如嘴巴与其他部分连起来。谁的“花样”越复杂精细，线条越多且细，就越受到追捧，来复制（就是拿纸通常是蜡光纸盖在“花样”母版上，用较软的铅笔涂，使原来的线条拓印下来）的人越多，自我感觉自然越high。

 

      文革后，恢复出版了许多以前的优秀连环画作品，比如60册的《三国演义》，曾经使我非常痴迷，还有新出的如《李自成》，也相当不错，可惜现在都没有了，sigh...

 

      现在，连环画的收藏是个不小的生意，连友也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海外，但儿时的热情和痴迷却不可能再有了。

 

 

 

 

      我算不上一个体育发烧友，真正喜欢、有一定的理解而且亲力亲为的项目大概只有足球了。其实，我踢球的历史要远远长于看球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足球重点学校，每逢体育课，男生就是围着一个足球（也有几个不踢的，便打打板毛球，他们理所当然是要被踢球的同伴不屑的)。当然那多半是瞎踢，一群人围着追着球你一脚我一腿的乱战，根本谈不上位置啊战术啊技术啊什么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平生打进的第一个球是进的自家的门。 

     

      我的看球史肇始于那个有些闷热的1982年夏天，当然前一年的预选赛，转播的中国队的比赛也是一场不落的，那带给我们许多的兴奋和痛苦。那年夏天的第12届世界杯也是中国第一次全面转播这个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虽然不是场场直播，但也足以让我们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兄弟，还看什么书啊，看球去！）。于是，每天晚上便雷打不动地守着12寸的黑白电视机，看尖声细气的老宋解说的赛场集锦，陶醉于济科、鲁梅尼格们的高超技艺，看利特巴斯（这是德国球星利特巴尔斯基的老宋香港版叫法）如何扭着屁股过人（德国古广明？），济科的香蕉球怎样绕过人墙挂网而入，博涅克勇猛的突破，法尔考百步穿杨的远射。。。第二天的上学路上，课间休息，我们眉飞色舞地侃着球经，放学后的操场上经常有5、6个足球在同时滚动，好球的同学们也有了各自的如雷贯耳的名号：善于钻营抢点的叫“罗西”，壮如坦克的便是“赫鲁贝什”，善长传的自称“苏格拉底”。。。1986年的第13届世界杯央视转播了全部的比赛，我们经常十几号人拥挤在宿舍里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前，忍着雪花和叠影，欣赏精彩的英雄对决。马拉多纳是那届的绝对天皇，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足球史上无人能比肩的第一巨星，没有他的阿根廷（或者巴塞罗纳、那不勒斯）绝对只是平庸的球队，他是神话中的救世英雄，把足球玩入化境，在初到巴塞罗纳的欢迎仪式上，他曾经将一只加泰罗尼亚柑橘掂了好一会儿。

 

      那时期的足球，与现在的相比，称得上是古典时期的足球。没有现在这么的商业化，这么功利，没有阿布这样一掷亿金的主（当时千万级别的转会也是凤毛鳞角）；球星也没有这么多的包装和新闻，没有靠不时闹花边的小贝这样的球星（也许叫娱星更加合适，贝迷不要生气啊），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们的球技，新闻媒体也没有现在这么无聊，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绯闻佚事，乃至于用什么样的墨镜和内衣。那时的足球是“缓慢”的，没有现在这么快速，队员疯狂地狼奔豕突，个个宛若兰博史瓦辛格，后卫的下脚之狠，简直象是在打仗而非比赛，那时的后卫远没有这么疯狂和凶狠，所以才有马球王的千里走单骑，换现在你试试？废你丫的。记得当时的西甲，有个后卫叫戈耶切亚的，素以“屠夫”著称，曾经废掉天才舒斯特尔，并差点让马球王告别足坛，但当时这样的猛人甚少，而且为人所诟（所以这么多年后还记得），放在现在那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了。那时期的足球，比现在的慢，球星发挥的余地更大，君不见埃德尔能从容地从三、四个对手的包围中盘出来，巴西队常能打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小pass。那时期的足球，更象是个英雄的时代，众多性格鲜明、风格各异的球星，如古希腊的众神，又似水泊梁山的好汉，演义着一出出精彩的活报剧，悲喜剧，让人痴醉、击节，唏嘘。

 

     令人回味的古典足球时代，永不再来！

    回想看过的林林总总的电影，印象较深的大概有：

  《第八个是铜像》，小时候看不懂，几个人扛着个硕大的铜人儿不停地走着，还轮流说着事儿，为什么啊？大了才知道这个叫倒叙。

  《桥》，比起孤胆侠瓦尔特，更喜欢这部片子。叙事更加简洁，也更有英雄主义的气概。当然，当时最深的震撼是好人（小时候简单的人性二元划分法）也是会经常死去的，甚至来不及交代缴党费的事宜，打仗不再是耍猴似的儿戏。里面的意大利民歌《啊，朋友再见》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说到这个不由得想起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W老师，一个在70年代末就戴着鸭舌帽穿格子衬衫的瘦削的青年，从崇明岛修完地球意气风发地来到学校，他的新潮和热情曾经深深地使我们晕眩，那天下午，他刷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啊，朋友再见》的歌词，并教我们唱。然而他的个人遭遇却非常坎坷，由于学校里不得志受排挤（多半不是他自身的原因，他是个热情肯干有能力的好老师，待学生也相当不错），终于糊涂地犯了教师最不该的罪错。现在想来，十载铁窗早已过去，衷心希望W老师好运！

  《初春》，从此喜欢上了意大利军服。前阵子买到了俏佳人新出的VCD，还有《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等多部，颇有老友重逢般的兴奋。

  《南征北战》、《侦察兵》、《渡江侦察记》，那个年代少有的战争“大片”，并有王心刚这样的偶像。

 

  要出去了，晚上继续白呼。

 

 

  回来了，继续。

  《大闹天宫》、《铁臂阿童木》：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和十万马力七大神力的阿童木是心目中的英雄。

  《父子情深》、《英俊少年》，很喜欢的外国儿童题材电影，后者有许多好听的歌曲，如《小小少年》、《夏日最后的玫瑰》，前者的音乐也非常好听。

  《海狼》、《野鹅敢死队》，超好看的战争片。

  《墨菲的战争》，在南美奥里诺科河口，一个孤独的英国飞行员对抗一艘U艇，里面的德国艇长超酷。

  《黑名单上的人》、《卡彼拉的篝火》，前南斯拉夫电视连续剧，情节紧张，音乐好听。小费帕亚、普尔莱、布里格尔。。。

 

  《活着》，令人深思，中国几十年农村生活变迁尽在其中。

  《霸王别姬》，比起老谋子，我更喜欢知识分子气息更重的陈凯歌，”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他的影片利得以以画面语言延续，比起老谋子效果的电影，我更喜欢陈凯歌的观念的电影。演员的表演也很到位，尤其是已故的张国荣。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中依稀看到自己童年的片断，一缕光线透过时间的窗口落在尘封的遥远模糊的岁月里。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的音乐久久回响，余韵绕梁。白日梦德国兵那段是个败笔，姜导的功力还尚缺一点火侯。

  《荆柯刺秦王》，陈凯歌的历史大片，虽然有些许日本味，还是很喜欢。

  《敦煌》，好看，道具、服装很到位。

  《墙》，Allen Parker根据Pink Floyd的超级批评性概念专辑《墙》改编，堪称 masterpiece。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极权批评、人性善恶、教育制度、战争的影响，等等。另外我还收有the Wall的双CD，乃镇宅之宝。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美丽的托斯卡纳发生的英国人的故事，E.M.福斯特的原作是英语文学的经典。

  《印度之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而产生的晕眩。

  《勇敢的心》，男人的电影。FREEDOM!

  《辛德勒的名单》，震憾之极，从此成为坚定的反纳粹（及一切极权独裁）分子。音乐非常棒，最爱帕尔曼！

  《姐妹坡》，细腻感人的日本电影。

  《美国往事》，江湖原来是这样的，罗伯特·德·尼罗是真正的影帝。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十分不喜欢这个D片商起的恶俗的名字，意大利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莫尼卡·贝鲁齐是我的女神，che bella madonna!

  《天堂电影院》，同一导演的名作，剪辑版比完整版更好，非常好的电影（请允许我用这么笼统的赞美词）。

  《1900海上钢琴师》，轻松好看，电影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吗？

  《欧罗巴，欧罗巴》，看似荒谬巧合的情节，却是那个狂热年代的真实写照。

  《美丽人生》，讲意大利犹太人基多一家的故事，不是那个日剧。含着泪的笑和含着笑的泪，最后在枪声中孩子真的赢得了奖品——解放集中营的美国坦克。每个父亲或者将为人父的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一个父亲是永远不能放弃对孩子的责任，还有笑脸，无论处境多么艰险。

  《红猪》，这不是一部为儿童做的动画片，虽然儿子曾经有一个时期每天看至少一遍。片中的内涵远超过那些充满说教的电影，政治、责任、法西斯、逃避、人和猪、朋友、爱情、mama mia、地中海的湛蓝、双翼的水上飞行机，使之成为视觉的盛宴。迷人的吉娜小姐演唱的法国香颂《樱桃时节》是我最爱的经典之一。

  《飞行器里的好小伙》，早期航空的黄金年代，英雄好汉辈出，记录频频作古的时代，也是欧罗巴各主要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红、白、蓝》三部曲，经典，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