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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0 我看女性写作“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鄘风·载驰》
昨天,一个想当然的乌龙让我羞愧难当,我竟一直自以为是地把法语翻译家袁筱一女士当成了男性!晚上,随手翻看那本《文字·传奇》时,那些透着感性的温暖却不乏细腻的语句让我顿生疑窦:这作者难道不会是个女性吧?这样的文字只能出自于敏感而聪睿,情感冷静却又投入的女性写作者之手。上网查找,果不其然。这不由让我思考,作为写作者,女性确是有其鲜明的特点,是这个男性文化主宰的世界的非常必要有益的“维他命”。
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涉及的女性作者的作品远远少于男性,且不论哲、史,即使是女性比例较高的文学领域亦概莫能外。
由于长期历史文化形成的社会角色设定,女性作为波伏娃所谓的第二性,女性作家也具有一般认识中的女性特点,一般更敏感,细腻,因此往往更长于心理描写。除了公认的意识流大师伍尔芙,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也是此中高手,记得高二在校图书馆读《他们》,完全沉入到她小说中人物的心里,朱尔斯,莫莉兄妹,在暴力和冷漠的外部世界蹂躏下的无奈、痛苦、挣扎和麻木,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那种疼痛却放不下的阅读感受至今难忘。
女作家的敏感还表现在文字上,象《情人》里那些关于气味和质感的描写,还有那般令人过眼难忘的比喻:“他已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于沙中一样”。当然,更有难以拭去的绝望:“在坟墓里,我十五岁”。感性甚至使文字性感无比,女性作家以斯抵抗生命中的绝望、不堪或者“常随的死感”。杜拉斯就是浮士德,用生命从魔鬼摩菲斯特手中换来写作的灵感这个梁任公称作“烟丝披里纯”的东西,女作家也更容易走入自己营造的文字世界,晚年的杜拉斯就活在酒精、情人以及自己笔下的人物之中,不能自拔。把写作当生命,这样的入戏,具有宗教般的情感烈度,毋宁说是走火入魔了。
当然,比起卧室就是一张桌子加黑墨水的老杜,也有漂亮优雅如伍尔芙者,虽然也是痴迷的写作者,但她更倾向稳定优裕的生活写作环境:五百镑的年金和一间房。一九三零年代的五百镑绝对不是小数字,伍尔芙无疑是西美尔推崇的精英女性主义的典型。从伍尔芙的个案看,女性写作者似乎更容易与疾病、身世、习性等纠结不清,精神疾病既使伍尔芙备受折磨,脾性乖戾,但又在相当程度上促生了她的不朽作品,甚至她的结束也带者萨福般的诗意,后者投入黑暗的深渊,优雅的伍尔芙则如奥菲莉娅般地顺流而去。
萨福,这个世上第一个女诗人,轻盈,如林中仙子,她的传世的不多诗章都象是一缕缕纤细的丝线,唯美却透着神性,显出存在的澄明。“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牧童回到母亲身边。”这样的境界,男性诗人鲜有企及。
女性亦鲜有能写出如加缪或者海德格尔般冷冰冰的客观的文字的,那是性别差异(毋宁说是社会角色认同差异)造成的女性长期地远离公共领域,缺少政治野心和介入的热情,周遭贴近的事、物和人更容易成为她们关注和情感投射的焦点。因此,女作家的作品也经常是充满细节的美甚至琐碎,也常常是情绪化的,张爱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哪怕是恶毒粗俗的言语,也透出那股市井气息,让人体会到那种温热。
当然,也有男性化的女性作者。海德格尔的“死感常随”的学生阿伦特就是这个不大的种群中的翘楚。她的文字条理清晰,逻辑严明,却又不乏文采。《黑暗时代的人们》甚至从文学角度也称得上是杰作,更透者她对逝去的伟大灵魂的追缅和敬仰。而她那些充满哲理思辨和行动精神的文章,其雄魄气度,虽男子亦有几人能及?
如今,博客盛行,世界也进入削平化的即食文化时代,女性写作的数量和参与者更是达到空前的程度,特别是眼球经济时代,为博浏览量的所谓“私小说”(或“私写作”),不加掩饰甚至胡编乱造的暴露自身隐私的文字几近泛滥,但它们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因为它们只是欲望的垃圾桶,没有建设性,没有隐喻性,没有对存在的置疑,没有揭示存在的另外的可能性,没有怜悯,没有德性。还有那些煽情、矫情、撒娇或者滥情,或者炫耀小布尔乔亚情调的文字,最多只能算是庸俗的浪漫主义,不能算真正有意义的女性写作。
May 29 我爱书店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大概会有两个经常的好去处,一是图书馆,另一处则是书店。由于我们身边的图书馆业一般并不发达,书店遂成为主要的觅书、蹭书以至以书会友的场所。几天不去,会有点记挂,总觉得有什么没有做完似的。而每次的造访,总不会空手而归,于是书橱的可调搁板渐渐被压得变了形。
一个人是否热爱读书,似乎在于个人的性情趣旨,亦或受家传教化的影响。我对书的喜爱,源于对汉字的敏感,很小的时候,报纸上的字就深深吸引了我,那些变化有序的方块“图形”,构成了可以传达交通的变幻无穷的意义,字的组合成为句、段、篇章,再汇聚成书,如同溪流之于江海。随着识字的增多,我也成了小小的读者,书店的常客。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有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不过十几平米,曲尺型的柜台里放着不多的书。在那个思想的饥馑年代,书的品种自然少得可怜,在政治宣教书的包围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连环画了,虽然那时的连环画也是内容单调,“斗争”为纲,但那些战斗故事是我喜欢的(是啊,每个男孩的源初血液里都有点战士的质地)。当然还是有一些儿童题材小说,比如《新来的小石柱》、《三探红鱼洞》等,塑造了一批带着那个时代特征的少年形象(儿童版的高、大、全),意识形态的塑形。那也算是与文学(尽管形式特殊)的最初接触吧。另外,《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给成人看的小说懵懂如我者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也领悟不到其中的大义。小书店,少年生活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片断。
在绵长的寒暑假期(少年的时间感受显然与成人不同,距离感亦然),在那个小镇里,晚上摇着蒲扇听爷爷讲东周列国故事挨过长夜,白天则常混迹于公社供销社的文化用品柜台前,那不过盈尺的玻璃柜台里陈列着可数的书籍,我不无惊喜地发现居然可以买到上海少有的江、浙等地出版的各种连环画。连环画,显然是那个年代少年的知识乳品。
每次与大人出去逛街,我的目光总在寻找那四个熟悉的红色行书店招:新华书店。每每令父母留连的布店总让我如坐针毡,或感芒刺在背,烦躁难安,而必以去书店买上几册小人书作为忍耐的补偿和报酬。
去中学的路上,有一家较大的书店(当然现在早已经消失在市政改造的洪流之中)。每天放学路上,都要进去转一圈,同行的同学恰巧也是爱读书的早慧少年。在那里我们买过不少书,好象主要是科普科幻类的(八十年代初的少年大都做着科学家的梦,现在的小孩则纷纷想成为性别不明朗的C女K男)。最难忘的是那天偶然看到了恢复再版的上海人美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第一本是《犯长安》,那种感觉真是久旱逢甘霖啊。由于这套书深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以至在书店的门口,形成了一个小型黑市,那些“模子”囤积居奇,加价几分到一角兜售这些小人书(后来他们也同样兜售甲A球票、火车票、演唱会门票和月饼提货券),于是,我可怜的零花钱基本上都成为了他们的利润。
八十年代的大学里的书店照例是以供应教科书和本校出版社的书为主,因此也就兴趣了了,一般除了开学时例行公事地去买教科书外很少光顾。倒是图书馆的外文部经常不定期的处理一些国外的杂志过刊,如《新闻周刊》、《时代》、《生活》、《巴黎竞赛画报》、《观点》及《明镜周刊》等,售价一至数元,这些精美的杂志成为我了解世界和学习外语的良师益友,可惜早已不存,图书馆成了书店,也算难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眼界渐开、出版渐趋繁荣的年代,书店里的品种多样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成为我的至爱,我常去书店里“蹭”书,就是在书店里翻阅喜欢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购买的书,毕竟,大学生没有收入,而图书馆的外借文艺书种类少且陈旧,记得在书店里蹭的书里包括漓江版的诺奖文集的几种。大学期间培养起来的对外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书店功不可没。
工作后有了固定收入,自然也就更经常地光顾书店了。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状态差不多是那种半SOHO的,因此,有更多的时间逛到离家不远的书店,那是家区级新华书店,店堂很大,书也不少,在那里我第一次邂逅刘小枫的书,《沉重的肉身》,翻阅之下,觉得不俗,但书里谈论的那些电影和书当时大都没有怎么了解,所以也就纯粹想象着领略着这本文字有力,思想深刻的作品,花了几天的时间。有一阵对后现代作品特别着迷,收了不少作品,如《小世界》、《拉格泰姆时代》等。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演进,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一些个性化的民营书店和大量的个体书店。书店不再是单调的排排书架,你可以在那里坐着喝咖啡、听音乐,买到流行或古典的音像制品,书的种类和品质更是今非昔比,书价再不是不容商量的了,一般都有不等的折扣,有的还实行会员制,可以根据累积购书额实行阶进的折扣率,还有的推出有关的读者交流活动、专题讲座,以及图书预订等服务。书店真正成为了爱书者的家。
我常常从写字楼逃亡到一间雅致的书店里,带着窃喜,轻松地泡上一两个小时。在似有若无的背景音乐里,翻阅排放有序的书本,那一列列的宝藏,尤其喜欢邂逅久寻不遇的心仪之书的感觉,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每本书都是一个有待倾述的世界,渴望你的驻足聆听,嘘!轻点,我放轻了脚步,怕惊了她们,她们呢喃的陈述,每本书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书店就是充盈着灵气籁响的小宇宙。我们既是贪婪的探宝人,又是虔敬的朝觐者。
除了季风、思考乐、博库这些环境优美、书品优雅的大型民营书店,我也留连于那些学术味浓郁的小书店。这样的书店一般在文科大学的周边,尤以复旦附近为多。那家得名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萍”的小店,是我时常的去处。那里有各种社科学术类的书,哲、文、史、地、艺,品种齐备。在拥挤的书架前,检视翻读那些格调不俗的书本,于我已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每次提着重重的艰难抉择出的书走出书店时,我总不由得为那些落选的书们可惜,当然更为自己,暂时失去了那些伟大的“朋友和老师”的相伴,不过也许过不了多久她们还是会走进我的书房。买书不仅受到金钱,更主要地受到书架的容量、以及可资用于读书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因此,在书店里翻阅欣赏那些可能一时无缘的书们,是对双方共同的慰藉:我来看过你了,好吗?后会有期吧。有些书是一定要请回去的,虽然不一定有时间细读,但也不是为装点门面,而是以备说不准什么时候的查阅,或者,仅只是那种拥有的成就感和踏实感。
我常想,早点退休吧,让我开一家小书店,自己设计店的风格,那种白和灰的简朴,静谧旭暖的光和影,古典音乐,坐在突窗上透过玻璃看风景(也许只是几枝竹,一丛花)和行人。书呢,都是我喜欢的,不喜欢的怎么能推荐给别人呢?供应咖啡(最好免费),可以闲坐的椅,当然,书是真正的主人,是英雄帖,是联络图,引来知音和趣旨相投的朋友,岂不快哉?当然,书店一年营业不超过八个月,因为他的主人喜欢在路上,关了店游走世界,当然也去逛异域的书店,比如那家诺丁山的旅游书店,也许能遇上那个谁。 April 23 虚无与拯救——读刘小枫有感阅读刘小枫,于我,是一种惊喜恍悟与煎熬颤栗兼有的体验。从最早的《沉重的肉身》到增订新出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和《拣尽寒枝》,莫不如此。在娱乐至死的当代,这样能让我“颤栗莫名”的文本,可谓凤毛麟角,廖若晨星。
刘小枫的文字,有一种陌生化的特质,许是学贯神、哲、史、文、美、政各科的缘故,他常用一些看似诘牙拗口的哲学和神学的术语,而且遣词造句亦非常个人化,不求酷媚俗,而是极有质地,可谓字字玑珠。这样的文本,足以让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如果说还不至于正襟危坐,香汤沐浴的话。
然而,吸引震动我的当然不只是文字或文体的超卓特质,而是其中饱含虔信又娓娓道来的在之思,人作为在体生存的意义,以及沉沦于虚无中的偶在个体何以赎救。在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哲人看来,现代性被从本质上认为是虚无。面对虚无,任何现代制度设计或者意识形态,都无法从根本上提供救治方药,因为归根到底,拯救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作为存在者的个体上,而不是任何抽象的共同体,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社群。刘小枫的切入点或毋宁说真正关注的正是当下社会的偶在个体的生存境况和拯救之途。从《拯救与逍遥》中对中西文化传统的关切(提出了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惊世主张),刘小枫逐步转向个体的存在,转向神学(后又转向政治哲学和古代西方经书)。《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个书名已经点出了刘氏的微言大义。怕不仅是面对虚无的颤栗,更是“与羞涩与虔敬相关……以羞涩与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P17,《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怕使人拥抱那十字架上的真,上帝以独子的牺牲呈示的爱,那超越生死、种族、身份等的爱。需要指出的是,刘氏所倡导的并不是作为组织体制的基督教会和教条(他至今仍然不是受洗的教徒),而是基督的神性,或者说是一种基督信仰,那种爱的献身和对苦难的悲悯。这多少让人想到康德的道德律令,康德意义上的至上的上帝,其实是为善的目的而由人自立的,神性在个体身上表现为一种道德善,当然还有畏,知道什么不可为。更有对苦难的抱慰,无辜负罪是舍斯托夫所说的“无根的深渊”中生存的人的命运,在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中,刘小枫区分了两种罪:由于生命的欠然的罪以及现世的罪(道德-法律意义上的罪),前者是由人的无根无依所决定的,得到神的怜惜,眷顾。现世的人谵妄、狂傲,甚至在人类的源头就已肇始,所以有大洪水和潘多拉,人弃神法(自然法)而自我立法直至“无法无天”,礼崩乐坏,理性启蒙以降,现代社会更是驱逐了神,终至混乱和虚无,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与人的异化失根恰成对比。与尼采充满权力意志的超人不同,刘氏的拯救之途指向了被前者宣称已死的上帝,神义论的自由主义是他开出的具体方药,给庸乱世界中的人,追求幸福的个体。
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通过对一些著名的文学、电影作品,如《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牛虻》、《红、白、蓝》、《十诫》等的独特解读,阐发了他对个体伦理的深刻思考,是“沉重之轻和轻之沉重”(卡尔·巴特语),个体伦理说到底是一种身体感觉,而不是那种做作虚幻的人民伦理的一部分,在自由之轻逸与灵魂(及据以栖居的肉身)的沉重之间,刘小枫无疑倾向于后者,这在他对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饱含热情和引为同道中可见一斑。他引用了特拉克尔的诗句“罪无法用诗来救赎”来为他的神义论自由伦理做了注脚。有意义的人生是值得个体偶在的生命追求的,那种“生存晕眩”的“我在兴奋论”只能导致更深的虚无,个体身体自由的绝对化和泛滥正是这个世界衰败的表征和必然。萨宾娜似的无根的轻正是由于脱离了肉体(也就是灵魂)的重压而变得无法承受。
拯救,从学会怕和爱的生活开始。 November 12 封面之魅 人都爱面子,乃至有“洋装瘪三”和“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极端的例子。人又是喜欢把自己的经验的外延扩大化的物种,因此爱书之人也多会受书的封面之惑。所以书的面子问题同样不可小觑,尤其对于对形式比较敏感的人,比如艺术家,比如设计师。作为一名建筑师又是爱书族,我对书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书的封面和装帧。这听起来多少有点以貌取人,但对我来说,一本封面优美装帧精致的书犹如一位婷婷顾盼的美人,我见犹怜,甚至一见钟情,恨不能立即金屋藏娇。当然这只是第一印象,也只是表象,真正决定是否收纳的,还要看内容。如果是好书,当然痛快付款;如果内容平平,甚至败絮其中,则只能忍痛割爱了。不过现在的许多书都蒙了塑料膜,象蒙了面纱的女子,如果没有出样的话就无法翻阅而知其一二,这时真是面临艰难的抉择了,除了封底的简介及对作者(译者)和书的点滴了解,封面就成了决定的因素。
总体而言,我喜欢简洁明快的封面风格。当然简洁与简陋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六、七十年代的许多书就是简陋的代表,当然这也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及观念有关,简单的两、三种颜色的搭配,甚至单一底色上改变一下书名、作者的字体颜色,这些都是常见的做法,印刷和纸张也用粗陋。封面极少采用照片,而多用相对比较粗陋的宣传画。不过在精神产品比较贫乏的年代,精神饥渴的读者是不大会去理会封面美不美这样的小节的。九十年代起封面和书的整体装帧设计都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善,并且还出现了一种过塑的封面,无奈质量大多不过关,那层塑膜和封面纸之间常冒出小小的泡来,如果是浅色的底子还好,碰上象黑色或者其他深色的则简直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此时的封面设计出现了抽象化的走向,比如1994年译林出的萧乾、文洁若译的《尤利西斯》,采用了浅黄的皱纹纸,上面有貌似水彩滴在纸上的斑驳色块,似乎想表现这部巨著的深奥与博大,却并不悦目。同家出版社出的世界名著丛书多采用整幅的外国电影的剧照,有的看起来象地摊通俗杂志,是不成功的例子。当然该社现在的封面设计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新近出的那套卡尔维诺文集,几种都不错。《为什么读经典》采用明黄,上面有浅色的眼睛的图案,并留了白边,配以银色和黑色的字体,令人激赏。说到黄色,最近好象成了书籍封面的流行色,《芒果街的小屋》、《洛丽塔》、《八十年代访谈录》等都采用了明度、色相不同的黄色调。
书的装帧方面,精装的硬壳封面似乎更适合收藏,或者在书房里书桌前阅读,有音乐或者咖啡飘香,甚至红袖添香。但平装或者软精装的书更适合随身携带,在任何有空闲的场合比如地铁或快餐厅翻上几页,也可以躺在床上甚至坐在抽水马桶上浏览。那种口袋书是最合意于旅途中人的,但显然种类非常有限,以至于现在每次出行前总是为带什么书而大费周章。
对于学术类的书,对封面的要求自然比文学书要低一些,风格也是希望简结,同系列的书尽量一致,比如商务出的汉译名著,那种封面的颜色我并不喜欢,但书内容好,做得认真,当然没有选择。译文出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采用黑色的封面,就非常好,似乎隐隐有“爱智慧”的样子。还有一些书喜欢用不太厚的很浅的褐色纸(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多翻几次就露出折痕,令人苦恼。不喜欢的还有封面上字太多,字体太多太乱,或者宣传推介过头过火,貌似流行杂志。还有现在的书时兴“腰带”(正式名称叫“腰封”),象女士的低腰裤系皮带,上面多为推介宣传的“热语”,形同鸡肋,既不能派用处(比如当书签),扔了又觉得有点可惜。看的时候只能先取下保存(宽衣解带),看好后再围回去,天哪,这算什么仪式啊!
August 10 最近购书若干 计有: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王逢振 译,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日瓦戈医生》,[苏]鲍·帕斯捷尔纳克 著,蓝英年 张秉衡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杂文史》,邵传烈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沉默的告白》,《香草山》,余杰 著,珠海出版社。
《私宴》,苏童 著,文汇出版社。
《海子的诗》,海子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书》2006.8 三联书店。
《先秦史十讲》,杨宽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周宪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July 14 重读 L’ignorance拜冗长的旅途所赐,重读了米兰•昆德拉的 "L’ignorance"。 书名:许钧译作《无知》,以为不妥。从昆氏小说看,实际上是写还原真相之不可能,个体记忆之不可靠。所以"L’ignorance"应该是指“不知道”,法语动词ignorer 的原初词意,而中文的“无知”多少含有“愚昧”的意思。 情节与结构:小说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伊莱娜和约瑟夫,两个流亡者;还有一些较次要的人物:古斯塔夫、伊莱娜的母亲以及米拉达、N和茜尔薇。围绕“回归”主题,伊莱娜的线索与约瑟夫的相交织,机场邂逅引起伊莱娜的美好回忆,而约瑟夫则丝毫记不起对方是谁,仅当作是困惑茫然还亡妻之愿并不断在其灵魂观照之下的还乡之旅中的一个愉快的插曲。这样的错位和互相不能理解正凸显出记忆经验之不可靠性,回归以及萦绕映罩其上的乡愁的曦光的错觉和不可通达。伊莱娜的生活与约瑟夫的生活本不相干,象各自平行流淌的小河,然而流亡者的心结——回归,不可救药的乡愁,将他们带回捷克祖国,祖国成了他们的交集。结构上两个并行发展的主题最后交错纠结,发展变奏,同时又有一些小的对位主题和枝节,如约瑟夫的中学情人米拉达,伊莱娜的瑞典情人古斯塔夫,她的母亲。整个小说结构轻快又充满张力。貌似散漫的情节在类音乐的结构线下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不是本能的反应,而是思考后的恍然会心的微笑。 回归与思乡: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本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对不在场的家园的了解的渴望构成思乡的源动力,不能回归则使我们的焦虑与日俱增(一如伊塔卡的尤利西斯),而这与时间维度紧密相关,如果我们可以活一万年,故乡最多不过一个普通的地理点而已。伊莱娜和约瑟夫的“大回归”遭遇告诉我们,回归充满了忘却和不能沟通的暗礁,思乡本是美丽的记忆错觉的可怜外衣。如果我们的记忆远非记录一切,远非真实、远非能够唤起共鸣,那么我们怎么能奢求还原真相、体验旧时情境?对于伊莱娜,约瑟夫的出现好象打开了通向未来幸福的窗口,而对于约瑟夫,尽管世界充满诱惑,但天边时刻出现的泛着黄光的窗台上的台灯和盆花总在召唤,门口的冷衫永远指着家门的方向,那是无法抗拒的回归心灵平静的呼唤,形而上的回归,回到帕涅罗珀已经不在的伊塔卡,与不在的帕涅罗珀共度余生。 流亡者困境:以为融入他国却永远不能被真正当作“自己人”(“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茜尔薇这样催促伊莱娜回归祖国)。回到祖国却发现无法沟通,早已不是第一次跨进的那条河流,人们并不在意他们。回归之不可能与记忆之不可靠实际上同构。流亡者,天上飘的断线的风筝。约瑟夫至少可以从祖国又回归到不在的帕涅罗珀身边(回归之回归),而伊莱娜则彻底被断了回归之路,回归祖国和侨居国的双重不可能,约瑟夫想不起她是谁的事实残酷地割断了她与祖国最后的那根脐带。
正逢法国国庆,顺便祝福一下当年接纳了米兰·昆德拉的法兰西共和国。VIVE LA FRANCE! March 25 爱书 在如今这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新潮玩意儿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依然对买书(纸质书,不包括各种格式的电子书)情有独钟。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从小就有的情结。自小就是个比较静的孩子,喜欢看书画画。当时家里条件一般,没有多少藏书,于是经常到邻居家里“蹭”书看,那些古籍里的线描插图常使我流连,以至于父母常来把我叫回去吃晚饭。
后来上中学了,有了一点零花钱,基本都用来买杂志和书了,为此经常安步当车,以省下坐公车的5分钱。
再后来工作了,有了多些的自由支配的钱,于是成了书店的常客。
再再后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两室一厅的小房型,其中的一个居室理所当然地成了书房,看着满架的书,我的感觉就象是站在司令台上检阅大军的统帅。
再再再后来有了更大的房子,书房的书架也扩大到了整个一面墙,虽然书房不大,而且又是朝北,但还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房间。
说说我的书吧,书并不太多,大概也就几百不到千本吧,没有仔细统计过,也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就是藏书章也没有刻过一枚。从内容来说,最多的大概是历史和文学类的,历史方面以中国先秦史为主,文学类的以西方现代最多,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现代的小说,如苏童、莫言、贾平凹等。军事类的书中文和西文的都有,战史的和武器的,武器方面偏重航空,尤其是螺旋桨时代的。此外,专业书也有不少,包括一些外版的。
需要补充的是,我对各种地图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收了许多地图,既有历史地图集,也有国内外各城市的地图,这些是旅游或出差时带回来的。地图社出的分国别地图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尤其是老版的,不仅详细,而且有地名的原文和中译名对照表,非常受用,呵呵。
February 12 书到手了 昨天,从AMAZON订的书,历时大半年,飘洋过海,终于躺在了我的书桌上(感谢米高杨朋友)。
这次的书内容比较杂:
一本英国人写的“罗盘”行动,属于osprey的campaign系列,据comandosupremo论坛上的人说此书偏向严重,不妨作为一家之言,意大利方面的有关书很难搞到,而且是意大利文,对于我的初级意语水平来说比较困难。
战史方面的还有两本:一本是Sadkovich氏的二战中的意大利海军,此君为写此书,曾经在罗马意大利海军档案馆蹲点,并且用坏了自己带去的复印机。还有一本是Shores氏的1940-41年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岛空战。
还有就是重头——飞机方面的书:一本英国海航飞机、一本飞船和水上飞机手册、一本Gunston氏的完成研发没有实际服役的飞机的书、还有一本RSI飞机涂装的书。
海军装备方面只有一本意大利轻巡的书。
没有买到Thomas Jentz的北非坦克战、二战飞机座舱和炮塔的两本、还有墨索里尼的北非军团以及法国飞机的第二册,不免遗憾。 January 07 转一篇我尊敬的李银河先生的文章《处决作家》 处决作家
李银河
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中国反右运动几乎将能称得上是作家的人一网打尽。中国虽然因为毛泽东的“不杀人”的带有偶然性的指令而较少处决作家,但是令他们完全无法写作的折磨同苏联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对于没有思想和创作冲动的组成人口99%以上的人群来说,有没有思想的自由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对于那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需要思想自由的人来说,窒息的感觉是真切的,压抑也是确实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茅盾、沈从文等人完全不写任何东西这一已经由他们的谢世成为历史事实的选择。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权力为什么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会把人们的思想视为一种威胁。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政治体制上面: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会对权力造成任何威胁(当然可能造成权力易手,但是不会威胁到权力本身);而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却可能对权力产生威胁。这一点从中国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也可得到验证。 尽管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它必定是无法彻底实行的,因为它同这个权力的性质和它的存亡是矛盾的。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言论不是被检查监督就是必须自检的原因。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对这一点都心照不宣,言论的自我检查成为一种行规,成为一种潜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形成是通过无数细小的每日发生的事情累积而成的,比如北京大学对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宣部的某人的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这样的日常处置,人们变得不那么幼稚,不那么激烈,而显得成熟、平稳得多了。潜规则就这样通过一天又一天、一件事又一件事地明晰起来。目前已经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境界。 想说话的人与权力的关系像淘气的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所以在传媒业从业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走钢丝”和“打擦边球”。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允许说的话的疆界一毫米一毫米的扩大,而权力所做的就是把言论自由的范围一毫米一毫米的缩小。双方的游戏旷日持久,无休无止。而结果是在某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如同性恋问题,一开始是允许学术研究类言论,然后是允许一般传媒从艾滋病角度谈论同性恋,最后达到可以在传媒上谈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保持不变,不能扩大,比如直接批评和反对权力本身的言论。这一点从明清的文字狱到今天,扩大的范围微乎其微。
November 14 被误解的昆德拉和我们的困境阅读和谈论昆德拉早已成为此间知识青年一种彰显品位的行为,对昆氏文本的各个角度和侧面的解读和阐释也如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正映证了先贤所言,一部小说在完成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小说家已无法掌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一个误解小词典,列出许多不同解读的关键词。然而同样地,对于昆氏作品中的中心概念 Kitsch 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并直接影响到对其文本的理解。“媒俗”是此间对Kitsch这个来自德文的词的翻译,看似简单明了,却完全弄拧了昆氏的用意。他的 Kitsch 并不是指对世俗事物,比如中产阶级的审美口味或者美国式的消费主义,的无条件投靠和追逐,而是专指对表面之上的“崇高”意义世界的排他性的追求,比如终极真理、乌托邦、共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类。是对世俗趣味或者不严肃渺小事物的禁言和排斥,比如 shit(因此有人把昆的Kitsch 翻作“忌屎”,虽非雅言,却不无道理)。从某种程度上,昆德拉解构了我们曾经向往的那个“意义世界”,理性主义让位与经验直觉,因此非常具有颠覆性,这就是为什么象我这样阅历和教育成长背景的人初读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感觉如此沉重,我们曾经被教育和灌输的一切都是为那个高悬在天国的理想极乐世界而放弃乃至牺牲自我(一定程度上的“克己复礼”),我们这些人经常有类似“忧国忧民”这样的虚幻的但可以使自我有某种崇高感和责任感的意识,我们所在的当下世界也充满着为了“崇高”的“意义”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伟大的进军号早已吹响在各个角落。为理想世界而牺牲现世生活,为整体舍弃个体,于是有世界大战,文化革命,死亡集中营。我们确实应该反思,“崇高的意义世界”究竟值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自我的体验(甚至享乐)难道真得是不重要甚至不道德的吗?颠覆自己必然充满着痛苦和失落,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由安宁的彼岸,但是真的能够安宁吗?怀疑一切意义会导向虚无和幻灭(比如萨宾娜)吗?习惯了“重”的我们能够承受这个比鸿毛还轻的“轻”吗?也许昆德拉只是一个颠覆破坏者,并不能给我们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对这个问题的终极解答的追求,不正是种Kitsch 吗?真是个悖缪的困境。October 31 明天你还看报纸吗?拜印刷术和摄影术的进步所赐,报纸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对象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而以前或只能通过政府文告,或主要借助于口头的传述(几乎类同于几千年前的荷马时代),这一进步无疑是巨大而有意义的,撇开技术方面不谈,它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报道者的视角和主观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到了一定的信息分享的“民主”。当然,报纸也会成为各政党、团体甚至政府表达、灌输自己的观点的工具,迄今许多报纸仍然有很深的政治利益团体背景。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宣传工具。印象中,小时候的报纸似乎就是政策宣传和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族军民热火朝天大干快上深入揭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大庆大寨的大好形势。那时候,报纸上绝没有生活娱乐等服务信息(那些是属于腐朽没落反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没有广告,主席的话儿是用加粗的黑体字的,凸显在文章段落之上,宛若文字大海中的航船。那时候的报纸都是各级党政机关办的,或者是一些行业或部门的内部报纸,也很少有个人订户,都是单位里订的。总之,那时候的高度政治性的报纸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报纸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生活服务为主的晚报类报纸纷纷出现,广告也出现在各媒体上。报纸开始真正进入生活。除了党政机关报和各地晚报,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报纸,或者针对一定人群的报纸,比如体育类的《足球报》(最早只售0.05元/份),还有以漫画和小幽默段子为特色的《讽刺与幽默》,以及市井故事类的《周末》等。随着广播特别是电视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报纸的地位受到了冲击。而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更是侵夺了报纸杂志等纸面媒体的传统受众。互联网信息面广,更新快,而且费用低,形式更活泼,因此更符合年轻人群的口味和习惯。当然报纸也在不断地发展,以前传说中的海外的几十、百多页的报纸也已经摆放在我们的报亭里,更多的生活娱乐类报纸全彩化,纸张也更考究。一些豪华类报纸也出现了,有的售价达3元。从受众来说,中老年是传统的人群(虽然据称有近一半的上海老年人也上网),报纸仍然是他们接受信息的主要途径,乃至于读报成为了生活习惯。还有上班族也常常买份报纸,在地铁和公车上消磨时间。另外,那些服务类的报纸,比如证券、体育博彩、求职、房产信息等仍然是一定目的人群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决策参考。说说我看过的一些报纸。小学里,有《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中学:《青年报》(从中读到了英国哈克特爵士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缩写版)、《足球报》、《体育参考》(新华社编的小报,翻译外电外报的体育内容,现在早已经没了)、《参考消息》。大学:《足球报》、《青年参考》、《上海译报》、《世界经济导报》。工作以后:各类体育报纸,如《体坛周报》、《南方体育》(可惜现在停了,我喜欢看张晓舟的文章)、《球报》(最近也停了)、《申报》、《上海壹周》(小资报,刚出时曾经许诺不会有广告!现在看来不过是个商业噱头)、《南方周末》(原来少有的新锐报纸,经过几次事件后现在的尖锐性已经大不如前,但还是保持了少有的人文气息)等。但是现在我已经很少买报了,一般每星期不超过两份(以前曾经有一阵子光体育类报纸就买六、七种,而且每期买)。明天呢?我也不知道。是啊,网上什么东西没有呢?August 27 小说迷宫的不懈探索者——浅谈苏童的小说世界小说家苏童在谈到喜欢的外国作家的风格时曾把博尔赫斯归结为“迷宫风格”,这不无见地,其实,苏童自己正是小说这座迷宫中的一个勤劳不懈的探索者。他以敏感、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驾轻就熟的语言技巧和心灵投入带给我们一个“风景独特的”多变的小说世界,令人惊叹、感喟、击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苏童是作为先锋小说家初登文坛,并为人瞩目。他自称深受美国现当代小说家如塞林格、纳博科夫及博尔赫斯等的影响,其早期作品正是那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界的生动写照。经历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后,面对突然开放的世界性视野,深受震撼的作者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寻根、疗伤这样的内心观照和简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和反省,于是出现了一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品。 形式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文体的实验和操作成为“先锋革命”的突破口。与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一样,苏童也是文体“创新”的自觉的探索和实践者。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浪漫派)中,叙述者是超越作品之外的先知,高高在上地向读者讲述一切。在苏童的一些作品中,叙述者则与作者分离,以电影作比方,如果说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类似导演的话,那么后者则只是一个角色。苏童小说常以第一人称直接切入,但这个“我”并不等同于作者本人,间离化的结果是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并能与作者互相观照,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比如在《1934年的逃亡》中写道,“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开宗明义地讲明了“我”只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一个亲历者。但是,苏童的叙述者的角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正是叙述角度的自如变换,使他的小说充满了阅读的期待和乐趣。在《舒家兄弟》中,“我”则又回归到仅仅是事件的见证人,“我说这只是印象而已”。《乘滑轮车离去》(这个名字大概是对苏童喜欢的美国歌手约翰·丹佛的《乘喷气机离去》的滑稽模仿)中的“我”也同样只是一个目击者,讲述了“九月一日整天的事情”。而《你好,养蜂人》里,“我”又成为的的确确的故事的主角,“我”对养蜂人的徒劳无功的寻找成为小说的线索。类似的还有《井中男孩》。 枫杨树系列中的许多作品的叙述者“我”对祖先、家族(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集体历史记忆)的追寻和回忆,充满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绪。而故事的叙述则始终平静而从容,娓娓道来,这形成了此类“历史追寻小说”独特的张力和魅力。 对小说叙述者的灵活聪明的切换操作,使苏童的作品灵动,轻松而充满活力。叙述者的飘忽不定,叙述视角的不断转移,使小说时空切变,历史与现实穿错,梦幻与真实交织,此地与别处跳跃,彰显出文体操作的魅力,充满小说独有的智慧。 苏童小说的第一句话常成为故事的线索,既点出了叙述者,又暗示了整个小说的内容及基调。《1934年的逃亡》开篇如是说:“我的父亲是个哑巴胎,他的沉默寡言使我家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障足有半个世纪”,(这多少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那个著名的开头)。这句话交代了“我”这个叙述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悬念,使小说罩上一层神秘的气氛。 与昆德拉叙事中切入作者的哲理性思考阐述的段落不同,作为作者,苏童更为随意地进出本文,象一个偶尔露面的向导,而几乎没有哲理性的考量,这是一种更为小说的也更轻松的姿态,他不说教(当然也不是说哲理性思考就先验地不好,要看怎么运用),而是提醒读者自己去看,不要太深,毕竟是小说,要保持审美所需的距离。另外,苏童还常用“比如”,“譬如现在”这样比较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客观从容,以接近读者,使叙述者走下高高的讲坛,平等对话。 在文体结构上,苏童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这必然涉及内容和主题的问题,苏童小说的主题具有某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如平面化,不确定性,拼贴等。与此对应,他的叙述也表现出不定多变的有意识的“混乱”状态,对传统小说的规范绵密进行着破坏和颠覆,并在全新的小说“迷宫”的迷墙上添砖加瓦。 《平静如水》的内容并不如题目那样,而是反映了主人公浮躁、焦虑的心态。因此,小说分成许多长段不一的节,字数相差悬殊,标题也或长或短,甚至还加入了报纸标题摘要这样的非小说内在元素,给人一种混乱和庞杂的感觉,反映出苏童对人类生存境况的自觉真实的关切,及以小说的特殊方式进行的对生存价值坐标的探究。 在小说空间上,苏童的作品还表现出分裂和对抗的特点,如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不对称,不同空间又常交错盘绕,互为观照和映衬,带来一种全新的历史感和存在感,以及超现实性。 在小说时间上,苏童的作品刻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地点的线性发展,从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通过对叙述时间的自觉操作处理,苏童的小说具有了本文空间之外的涵义。非连续性的导入正是为了打破惯常的阅读预期(依赖文字的因果链似发展),而转为与读者的联想式的间断性的对话和互动,激发其想象,从而赋予本文以外的意义和读解的多样可能性。苏童的小说摈弃了前后因果关系和承上启下这样的传统构架,呈现出跳跃、随意、拼贴的特点。比如现实的时间与叙述时间的穿插,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叙述时间的无序性,大段意识流的运用,极具主观性色彩。比如《乘滑轮车离去》,把“我”想到的九月一日的事情拼凑起来,时间不是自然的顺序,而是跳跃的,讲的事情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想到的就讲,没有将的那段时间就空缺,象一幅拼贴画。 这也引出了苏童的作品中的“空白”意识,故意在情节中留下空白,悬置在那里,象中国画中的留白,让读者的想象来填充。 苏童的语言特色也是与其文体实验紧密相关的,并且构成其小说魅力的重要因素。苏童在选词上有着很深的功力,其小说的语词达到了与其小说的情绪(乃至作者本人的心绪)的高度一致。早期作品的用词反映出他探索阶段的彷徨,显得沉重而不定,比如“雾障”、“惶乱”、“颓败”等。后来风格成熟后的作品则更加显得清丽和优雅。 苏童还喜欢用阴冷调子的色彩的词,比如“蓝”、“黑”,“紫”,这些个最常出现的色彩。比如《舒家兄弟》中的灾难和隐私总伴有一道蓝光;《罂粟之花》里小女人死时猫眼发出的蓝光。无不反映出故事的悲剧性。 苏童在句式操作上也是富于变化的,长句很多,还有无标点的超长句。反讽和纠缠反复成为基调,苏童的语言能力运用非常纯熟。
从内容和主题上,苏童的小说宫殿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即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前者如枫杨树系列,《红粉》、《妻妾成群》这类虚构小说,以及一些历史小说,如《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后者如“少年血”系列以及其他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包括新近完成的反映城市生活的一些中、长篇小说。 第一类小说以虚构的手法,出色的架构,和优雅的文字,试图还原一种“历史记忆”,历史从来不是能够真正把握,只有碎片的拼贴,这种解构的方法成为精神上回归本原的可能途径。拾缀出历史记忆的碎片,拼贴出来,以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并通过与现实的互相观照以获得新的意义。总的说来,苏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优雅的文笔使颓败的历史情镜深处透出一种难得的抒情性。稍晚一些的作品中,苏童似乎偏离了早期的较激进的先锋实验,而转向更加传统的故事叙述,如《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等,采用比较传统的白描式的手法,人物性格命运与叙事话语完美交融,刻画出一系列生动的女性形象,如颂莲、秋仪、小萼等,虽然遭遇不同,但都是那种慵懒多情,任性凄楚的薄命红颜。这种回归传统在苏童自己看来是非常自然天成的,在随笔《寻找灯绳》中,他写道:“《妻》是我的一次艺术尝试,我力图在此篇中摆脱以往惯用的形式圈套,而以一种古典精神和生活原貌填塞小说空间,我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人物、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结果发现这同样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写作过程。我也因此真正发现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另一个香樁树系列中,苏童则向我们描述了城市边缘地带的“街头少年”的青春懵懂的岁月。“少年眼光”的视角使这类小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并且能够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依稀身影。虽然从技巧上来说这些小说显得并不很成熟,但却有一种“动物凶猛”般的冲击力,带着街头才有的“粘稠”的血腥味而散发出的“文学气息”,也是苏童小说宫殿的奠基石之一。
作为当代主要的小说家之一,苏童也不断开拓着新的小说疆界,比如《米》,可以说是对人们认为他的小说偏阴柔的反应,里面的五龙就一反原来的那些人物形象,整个一黑社会。另外,《蛇为什么会飞》则是反映现代城市生活的长篇新作,对于还沉浸在《红粉》世界里的读者来说还不是很习惯,希望苏童能够奉献出新的力作,带给我们新的阅读快感。
苏童曾经把探究小说艺术之路比作在黑屋里寻找灯绳,这一比喻恰与小说迷宫中的探索是同构的,希望苏童能够不断找到小说迷宫里的灯绳,为我们照亮人类生存的全景。
参考书目: 1, 苏童作品。 2,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 3, 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 4, 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 June 30 写点什么呢?列几本读过的书吧 最喜欢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收了他的在国内出过的几乎所有作品。个人非常喜欢的是《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不朽》。还有文论《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
第一本昆氏的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1991年在北京的街头买的,当时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直觉使我买下了这本作家版的韩少功译的蓝灰色封面毫不起眼的小书,正是在买书的时候丢了照相机,第二天,郁闷的我在煤矿设计院的招待所的床上一气读完,受到的冲击非常之大,我先前的阅读经验完全被颠覆了,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而新颖的文体,复调音乐的结构,用小说语言对存在进行的考量,都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夸张的说,它对我的心智发展起了鲜明的作用。
《生活在别处》,以兰波诗句为名字的这本书非常得巧妙,一个诗人的长成史,当青春、激情遭遇革命,多少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生活在街上、在日本领事馆门前、在柬埔寨丛林里、在1968年的巴黎大学,可以在我们身边环境以外的任何地方,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FQ成长史。
《不朽》,一部很高级的小说,信息量爆大。喜欢女主角阿涅丝在巴黎大街上旁若无人地捧着勿忘我走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情景。
《玩笑》,反讽、幽默、苦难,爱情,所有的轨迹最后出来是个圈,卡夫卡式的情境出现在60年代的捷克。背谬本是生活的真实。书中的露西是我最喜欢的昆德拉笔下的女性人物,超过躺在柳筐里顺水漂来的特丽萨和镜子前裸身却戴着圆顶礼帽的萨宾娜。
《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最好的小说艺术论,复调音乐和小说,对建筑设计也不无启迪。
戴维·洛奇《小世界》,充满趣味的后现代小说。
卡罗尔·奥茨《他们》,讲一个美国少女成长的意识流小说,高中时看的。
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赫索格》,老人刚驾鹤西去,特此怀念一下。
威廉·戈尔丁《蝇王》,人性恶的寓言。
老海的《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一度是我的座右铭。
T·S·爱略特《四个四重奏》,“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
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应该看一遍。
苏童:几乎全部小说,中篇的最好。
累了,写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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