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东非帝国陷落前夕，一架小型的卡普罗尼Ca.148三引擎飞机尝试了一项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飞回意大利。与最合乎逻辑的悲观推测相反，凭借着巨大的勇气和好运，在历时四个月的真正的奥德塞般的磨难后，这个使命最终得以完成。

    从1940年6月到1941年10月，意大利空军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远程运输飞机来维持本土与被盟国封锁的意属东非帝国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以提供补给为主要任务，飞的都是往返，由大型三发的萨沃伊·马尔盖蒂SM.82和远程的SM.75和SM.83飞机执行，但是还是有许多的单程飞行——返回祖国，意大利空军的一些运输机在意军最后的抵抗据点（阿拉吉山、季马和贡德尔）被迫放下武器前夕离开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预见到东非战役无法挽回的败局，总督奥斯塔公爵允许所有性能和状态可以胜任的飞机飞回意大利，满足这样的条件的飞机并不多，半打不到，实际上，其中不少由于经年累月的连续使用而损耗严重。

   尽管如此，还是不难找到志愿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不愿落入敌手的他们接受了这一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1941年冬末，三架三发的萨沃伊·马尔盖蒂SM.73载着40多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成功地逃离了亚的斯亚贝巴，经过长途飞行后，被迫在沙特的吉达停留，以完成最关键的一段航程——飞往利比亚的班加西。此后，留在埃塞俄比亚想飞回祖国的只有一架飞机了，这是架老旧的卡普罗尼Ca.148三发飞机，机身号是I-ETIO。就在吉姆马失陷前不久，成功地飞到了东非意军最后的抵抗基地：纳西将军指挥的约四万人据守的贡德尔。

I-ETIO号是东非的6架卡普罗尼Ca.148中幸存的最后一架，这种飞机是著名的卡普罗尼Ca.133的改进型，基本相同，结构上有所改进。Ca.133是种其貌不扬的结实的三发小飞机，但却是意大利航空界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全能选手”，什么活儿都干。第一架Ca.133的原型机于1934年12月试飞，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飞机，被设计用于兵员和物质运输以及轻型轰炸任务。Ca.133最初配备了三台各430马力的皮阿吉奥P.VII C.16发动机，最高飞行速度230千米/小时，航程约1000千米，正常载重1600千克，最大载重6700千克。卡普罗尼Ca.133的最大使用升限为5500米，武器有2或4挺7.7毫米“刘易斯”机枪，每挺备弹470发。通常乘员为2或3人。该型机的量产开始于1935年9月底，稍后，随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发生，在东非Ca.133首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在战争期间，Ca.133表现得非常胜任所担负的任务。然而，到了1940年6月，已经被更新的型号超过。

I-ETIO号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飞行已经状态不佳，而且还中过敌方的炮火。就在基地陷落前一两周，“卡普罗娜”（意大利飞行员这样亲切地叫她）得到加泽拉将军的允许，飞往贡德尔。1941年6月7日，东非帝国的最后一架Ca.148，载着备件和邮件，在最后两架菲亚特CR.42战斗机的伴随下，飞离季马，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贡德尔机场，正巧碰到英国人来轰炸。在短暂停留贡德尔期间（大约一星期），卢萨尔迪和卡普托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完成了三次大胆的飞行，为被英国、南非、自由法国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包围的乌尔凯菲特（Uolchefit）外围阵地进行补给。这些胆大妄为的飞行在飞机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机身和机翼上多了约200个敌人机枪子弹的弹孔，表明了这样的援助是多么的艰难。

6月12日，纳西将军感谢了卢萨尔迪和卡普托对要塞防御的贡献，同时劝他们离开已经快支撑不住的贡德尔（与人们预料的相反，这个意大利要塞已经坚持抵抗了许多个月，直到1941年11月27日）。卢萨尔迪和卡普托也清楚回国之途的艰难，不想成为俘虏，着手准备并修理可怜的老“卡普罗娜”，两天后，他们已经准备开始回国之旅。

这样在1941年6月15日凌晨1点30分，I-ETIO从贡德尔起飞，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上天。除了两位飞行员，飞机上还有无线电操作员迪比亚吉奥，机械师巴利里和德卡罗，三名额外的乘客，700升补充用的桶装汽油，配备有手工油泵，以及几千克重要的绝密邮件。为了表明非军用身份，该机重新漆上了利托里奥之翼公司的民用标志，飞机在最恶劣的气象条件下起飞，并保持无线电静默。

按照卢萨尔迪研究出的飞行计划，先要飞到沙特的红海港口吉达，第一次加油，继续飞往法属黎巴嫩的贝鲁特，最后到达意占的爱琴海中的罗得岛。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不可抗力这个计划不得不修改。在强暴风雨和高空湍流中飞行了大约7小时后，I-ETIO飞越了红海，到达了沙特海岸，于6月15日早晨8点15分降落在吉达。被阿拉伯军人团团围住的意大利机组人员（穿着便衣）镇静地出示了预先伪造的证件，首先避免了被扣押，继而成功地为飞机加了油（当地的意大利领事馆用黄金支付费用），以继续完成飞行。

然而，下一阶段飞往贝鲁特（根据1940年6月底在罗马签订的意法停战协定，该机场应对意大利的空运开放）的计划不得不被取消，这是由于右发动机意外损坏，此时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就在耽搁的这些天里，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入了维希法军与英军之间的对抗，这是在伊拉克的失败的反英政变的间接后果，贝鲁特不能去了，同样飞到伊拉克最东的城市巴士拉的计划也被放弃，因为太易于遭到英军的空中和地面的攻击。卢萨尔迪和卡普托少尉于是决定直接飞往德尔纳，利比亚的海岸城市，离吉达约2250千米。

要完成这个计划，让我们看看飞机的情况：Ca.148的标准航程是1000千米，有额外的1000升汽油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200千米。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意大利飞行员必须再装上一些油桶，这使这架严重超重的飞机几乎无法起飞。幸运的是，三名乘客认为这个计划过于疯狂而放弃了继续搭机，这使得增加的汽油的重量至少得到了部分的抵消。在修理好右发动机，清理完中间和左发动机里的砂和盐渍后，机械师巴利里和德卡罗又找到吉达机场当局索取已经答应的汽油。但令他们失望的是，阿拉伯官员由于害怕英国领事馆的指责（他们对机场上出现的非常可疑的意大利“民用”飞机非常恼火），声称只能提供400升汽油，而不是曾经答应的1000升。

  但是急中生智，年轻的机械师巴利里没有失去冷静，无疑他也是个应变力很强的小伙子，他向同伴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人工“制造”一种混合航空燃料，用汽车用的汽油、酒精和苯：阿拉伯人提供这些东西毫无问题。感谢这个炼金术般的奇迹，两周内，意大利机组在沙特基地人员充满惊奇的眼光包围中“生产”出了多达4100升“推进剂”，极易爆炸而且剧毒。尽管如此，阿拉伯当局受到英国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几个月里都没有同意意大利飞机起飞的要求，最终，由于意大利领事馆的干预，更由于付了一笔可观的钱，机场当局同意起飞。在反复检查了飞机后，1941年10月9日17点10分，超载的I-ETIO号起飞，“自产”汽油获得了成功，堪称真正奇迹的是，发动机并没有因此而影响飞行。

但是卢萨尔迪和卡普托的老牛般的“卡普罗娜”花了两个小时才勉强爬升到2000米高度，又耗费了五个小时才穿过红海，但却在黑夜里成功地找到了银练般的尼罗河，但险途远未结束，大约在艾斯尤特上空，意大利飞机被英军推测到，遭到高射炮火的攻击。飞机挨了很多弹片，但幸运的是没有打中那许多油桶，意大利机组被迫用锤子砸掉窗玻璃，因为巴利里搞的致命的合成油散发出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

“难以置信的是，卡普罗尼飞机的发动机竟然能忍受这些该诅咒的混合物，对于我们人来说，那简直就是毒药，” 卢萨尔迪少尉后来说。最终，10月10日凌晨4点45分，I-ETIO号到达托布鲁克上空……迎接她的又是猛烈的防空炮火。尽管已被打成漏勺，I-ETIO还是躲开了无数飞向机内的危险的弹片。燃油用尽，中央发动机停车的“卡普罗娜”成功地沿着艾因盖扎莱方向又飞了70千米，于6点25分降落在一片沙地上。在这次迫降中没有人受伤，他们在烈日下走了36个小时才找到最近的意大利监视哨所。

   从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马拉松”中恢复过来后，意大利机组人员没有忘记他们的老伙计“卡普罗娜”以及带着一支贝雷塔手枪和几发子弹守卫着飞机的卢萨尔迪少尉。感谢一支狙击兵机动部队的帮助，第二天飞机和少尉都被救回。

10月12日，在重新加油并经过非常简单的修理后，I-ETIO号降落在德尔纳机场，在那里更换了中央发动机和无线电台。奥德塞之旅并没有划上句号，第二天，“卡普罗娜”起飞飞回意大利，于1941年10月19日14点15分到达罗马-乌尔贝机场。这次奥德塞之旅距离超过5000千米。尽管能干顽强的卢萨尔迪少尉和他的勇敢的机组表现异乎寻常的出色，完成了这次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奖励。这些小伙子后来的命运无从知晓，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壮举的喜剧性，另一方面由于所表现出的责任感，他们在意大利空军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页。唯一确定的是老旧的、慷慨的、金身不破的“卡普罗娜”被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担负联络任务及运输货物到罗马诺机场指挥部，并得到了“快乐的阿拉伯人”的别号。

本文原作者意大利著名军事历史学家 Alberto Rosselli ，原文题目l'Incredibile Impresa Del Caproni CA148 "I-ETIO（卡普罗尼Ca.148“I-ETIO”号的难以置信的壮举），登载于http://www.comandosupremo.com网站。意译中：amigojeff（就当作意语课的课外作业吧）。

    1918年夏，一战即将降下帏幕。奥地利海军在意大利皇家海军手里吃了一系列的败战后，其最具威力的舰只都退入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普拉港。该港的入口由浮木和阻塞物保护，这些设施被设计用来困住并消灭来袭的敌舰。意大利海军曾几次尝试攻击普拉港内的奥地利舰队，但都未能突破精心设置的防御网。

    拉法埃莱·保卢齐（Raffaele Paolucci）中尉是意大利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设计了一个渗透进普拉港摧毁奥地利最强大的战舰的计划。虽然受到保护的敌舰队难以用常规方法攻击，保卢齐中尉却认为完全可以带着爆炸物游泳到奥舰锚泊处。

    保卢齐查看了普拉港入口处的海图，得出结论：如果把他放到港口入口附近，“游上三公里就能到达目标”。

    他没有向别人透露他的计划，而是着手训练只身游泳进入普拉港。晚上，保卢齐在威尼斯的泻湖里一游就是几个小时，以增加耐力，直到他可以轻松地连续游上五英里。在体力增强的同时，保卢齐开始拖着一个三百磅重的水桶，以模拟准备用来袭击敌舰的爆炸物的重量。

    五月，确信能够完成计划的保卢齐将其呈交上级指挥官。他被告戒了这样一个计划的危险性但还是让他继续训练。

    七月，保卢齐被介绍给拉法埃莱·罗塞蒂（Raffaele Rossetti）少校。保卢齐得知罗塞蒂已经制成了一种全新的水中武器，一种人操纵的鱼雷，非常适合保卢齐的计划。

    利用一条冲上意大利海岸的未爆炸的德国鱼雷的细长的雷体，罗塞蒂制成了一种外形圆顺的水下运载器，人可以象骑马一样骑着在水下潜行。运载器内充压缩空气，驱动两副小型而安静的螺旋桨。罗塞蒂改造的这种鱼雷长约20英尺、重一吨半，可以载运两人，水下最大速度为每小时两英里。在其头部是两个可分离的水密圆桶，每个可装四百磅TNT炸药。整个运载器可以通过调节罗塞蒂设计的一系列控制阀而在水中上升或下降。

    在威尼斯的海军船厂，罗塞蒂和保卢齐练习操纵这种特殊的“鱼雷”。“我们必须在水下”，保卢齐后来写道，“紧抓着鱼雷，她缓慢移动，我们必须用身体才能让其转向。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拖曳鱼雷……我们练习克服简单的障碍和防雷网，我们习惯了连续六、七小时光着身子呆在水里，从威尼斯海军船厂的了望哨的眼皮底下进出而不被发现，甚至没有被那些知道我们正在实验的军官们觉察到。”

    1918年10月31日夜晚，他们俩及那个特别的运载器由意大利海军的摩托艇运到普拉港入口仅几英里处。穿上橡胶防水服，罗塞蒂和保卢齐滑入水中，骑上鱼雷，出发去破坏毫无觉察的奥地利舰队。

    顺着潮流，罗塞蒂和保卢齐将鱼雷下潜到只有他们的头露出在水面以上。晚上10：13，他们开始向普拉港进发。如果进展顺利，罗塞蒂计算出他们将爆炸物送到奥地利战舰并返回等待的意大利摩托艇这一切将不超过五小时，后者在奥地利巡逻哨的视线之外下锚。

    当他们接近港口入口时，罗塞蒂关闭了推动两个螺旋桨的空气阀，两人小心地将鱼雷引导到拱卫外港的第一道阻碍物，敌人的探照灯光扫过水面，使他们有暴露的危险。但幸运的是每次扫过都没有被发现。

    晚上10：30，到达最外的阻碍物，他们发现这是“由无数空的金属桶组成，每个长约三码，彼此间悬连着沉重的钢索。”等到机会合适，两人抬起并将鱼雷推过阻碍物，担心金属碰擦声会引起岸上的奥地利卫兵的注意。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被发现。“经过艰苦努力”，保卢齐写道，“我们穿越了阻碍，这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我一回头，只见罗塞蒂指着一个似乎正向我们开过来的暗影。”这是一艘奥地利的U艇，没有开灯，只有指挥塔露出水面，从他们身边经过，驶向亚得里亚海，却没有发现他们。

    他们重新启动了鱼雷的马达，慢慢将鱼雷驶向普拉内港的防波堤。罗塞蒂在防波堤的暗影里等待，保卢齐则游到前面去寻找进入内港的最容易的地方。但却发现了另一道阻碍物，由缀满长金属钉的重木组成的门状障碍。

    保卢齐游回去告诉了罗塞蒂新的发现，罗塞蒂决定继续完成这次任务。潮水已经改变了方向，现在他们要逆潮将重重的鱼雷拖向水下的门状障碍。

    冷雨落了下来，夹着冰雹。当他们费力地将鱼雷拖过门状障碍，冰冷的雨点砸到水面的声音遮盖了他们发出的声响。罗塞蒂看了下表，是凌晨1：00。他们已经在水中呆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抵达目标。在他们的前面是一艘奥地利的警卫船，一盏红灯照出了一个警卫哨位。他们将鱼雷下潜，静悄悄地驶过了警卫船。

    本以为将会一路通畅的意大利军官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路上又横亘着新的障碍：一系列的带炸药的铁丝网布置在入口周围以防敌潜艇进入内港。

    罗塞蒂和保卢齐在退潮的水中挣扎着穿过防潜网，来到了停泊的奥地利战列舰。“终于”，保卢齐写道，“我们的艰苦努力成功了。”现在，是早晨3：00。

   最大的敌舰，无畏舰Viribus Unitis号停得离岸最近，被选为首要目标。在雨水冰雹中继续前行，罗塞蒂和保卢齐发现天将黎明。当他们到达Viribus Unitis的舷侧时，鱼雷却出乎意料地开始下沉。

    当罗塞蒂发狂般地竭力使鱼雷漂浮起来时，保卢齐发现了一个不小心打开的进气阀，使空气从容器中逃逸而使雷体下沉。关上阀门后，两人在奥地利旗舰巨大的暗影里休息了几分钟。“在我们所有的试验中，” 保卢齐写道，“这无疑是最差的一次”。

    顺着奥地利战列舰群的长长行列，他们在早晨4：45到达了Viribus Unitis号。罗塞蒂将一个TNT炸药桶从鱼雷前部拆下安置到Viribus Unitis号的舰壳上，他将一个定时器设置在早晨6：30引爆这400磅炸药。

    当他们离开Viribus Unitis号船舷时，被舰上的一名哨兵发现了。意大利人转向岸边试图逃逸，但很快从Viribus Unitis号上放下一艘小艇前来抓捕他们。

    保卢齐匆忙地放开第二个炸药桶并让它随着退潮的水流而去，罗塞蒂则放空了鱼雷的压缩空气容器，让其沉到水底。

    两名意大利军官被Viribus Unitis号上的水兵抓获并被带到舰上，在那儿他们震惊地得知昨晚奥地利舰队发生兵变，奥地利海军上将已经将Viribus Unitis号的指挥权移交给一个名叫伊万科·武科维奇（Ianko Vukovic）的南斯拉夫海军上校。所有德国和奥地利的舰员都已经被送上岸，舰队已置于中立的南斯拉夫水兵之手。

    早晨6：00，半小时后炸药将被引爆，罗塞蒂告诉武科维奇：“贵舰面临即将发生之非常危险，快救您的部下吧。” 武科维奇上校镇静地要求解释。罗塞蒂说：“我不能告诉你，但不一会儿，这船将被炸掉。”

    没有丝毫迟疑，武科维奇用德语叫道：“Viribus Unitis号的舰员们，尽力逃生吧！意大利人已经在船上放了炸弹！”南斯拉夫水手们听到后慌忙准备弃舰。“我们听到匆忙的开关门的声音，我们看到半裸的人们疯狂地四处奔跑，攀爬炮塔的梯级，我们听到人们跳入水中的声音，” 保卢齐写道。

    利用突发的混乱，罗塞蒂问武科维奇上校他们可否逃生。武科维奇答应了，他们俩跑向船舷，跳入水中。但很快他们被一艘小船里的一群愤怒的南斯拉夫水手抓住，又把他们送回到Viribus Unitis号上。“我们想，” 保卢齐写道，“他们是想让我们死在那条即将倒霉的船上。”这时是6：20。

    再次回到甲板上，他们发现自己被一群发出威胁的水手包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叫喊着我们欺骗了他们，其他人则想知道炸弹藏在哪里。” 罗塞蒂要求他们得到战俘的待遇，武科维奇命令他的人不要伤害意大利人。

    6：30，没有爆炸发生！罗塞蒂和保卢齐面面相觑，不知道哪里出了错。武科维奇上校仍然试图恢复甲板上的秩序。军舰周围，弃舰的水兵们在救生艇里，犹豫着是逃到安全处还是回到舰上。

    6：44，炸药起爆。罗塞蒂和保卢齐很吃惊这次延迟的爆炸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一个深沉的咆哮，不响也不可怕，却是相当得轻。”但立刻，巨大的水柱在舰艏处冲入空中，并溅落在前甲板上。在爆炸的震惊中，罗塞蒂和保卢齐再次请求允许逃生。武科维奇上校握了握他们的手，指了指一根绳索，他们可以顺着爬入水中，让救生艇援救。

    在被拖上救生艇后，罗塞蒂和保卢齐转身看着Viribus Unitis号慢慢沉没。“Viribus Unitis号越来越向一侧倾斜，” 保卢齐写道，“当水到达甲板时，她完全倾覆了。我看见巨大的炮塔炮象玩具一样跌落……在龙骨上，我看见一个人一直爬到最高点，是武科维奇上校。稍后他死了。他从漩涡中游出来，试图游到岸上逃生，却被一根木梁击中了头部。” 罗塞蒂和保卢齐当了战俘并被送到一艘奥地利医院船上治疗。在那里，他们得知，保卢齐被抓前释放的第二个炸药桶，在另一艘叫“维也纳”号的奥地利船壳处爆炸，“维也纳”号沉没。

    三天后，1918年11月4日，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和平协定。第二天，意大利舰队控制了普拉港，罗塞蒂和保卢齐获释。两人都获得了金质英勇勋章。罗塞蒂从意大利政府那里获得了65万里拉的奖励。他将奖金转交给了武科维奇上校的遗孀，他形容这位死去的上校是“一个战争中的对手，他的死却留给我一个伟大慷慨的人性的不可磨灭的范例。”这笔钱被用来建立了一个帮助战争受害者的遗孀和母亲的基金。

  以前翻译的小文章，原文来源找不到了。